然而，杨嗣昌在处理将领关系上显露出了不足。最初，他保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后又因左良玉难以驾驭，转向陕西将领贺人龙，提议由贺人龙接替左良玉。但当崇祯帝批准后，杨嗣昌又改变主意，担心左良玉不满，再次上疏请求维持左良玉的原职。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令左良玉和贺人龙都感到不满，导致二者都不愿听从杨嗣昌的调度。此外，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也对杨嗣昌阳奉阴违，借口粮食补给困难而按兵不动，贺人龙、李国奇也以兵力不足为由撤回陕西，使得杨嗣昌在川东的部署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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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利用明军的混乱，与罗汝才会合，在大昌县土地岭击败明军，再次扩大了农民军的势力范围。杨嗣昌面对这一局势，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但邵捷春等地方官员的无能和不合作，使得明军防线接连被突破。杨嗣昌虽处决了逃跑的将领邵仲光，但仍无法阻止张献忠的进军，农民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

杨嗣昌的督师行动并未如预期般顺利，他坚持的尾随紧迫战术，不仅未能有效遏制张献忠，反而使明军疲于奔命，士兵们在风雪中艰苦行军，士气低落。张献忠甚至创作顺口溜嘲笑明军的被动局面，反映出杨嗣昌在战略和人事管理上的失误。

六、身死沙市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与李自成农民军的连续胜利，对明朝构成了致命的打击。正月，张献忠在开县黄陵城击败猛如虎部队，随后迅速向襄阳进发。与此同时，李自成趁左良玉与杨嗣昌之间矛盾激化之机，从奉节鱼腹山突围，转战河南，攻占洛阳，处死了福王朱常洵，此举震惊全国，加剧了明廷的危机。

二月初四日夜晚，张献忠奇袭襄阳，一举攻陷这座杨嗣昌认为固若金汤的城池，襄王朱翊铭不幸遇害。有传言称，张献忠在处决朱翊铭时曾言：“吾欲斩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川，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这一事件对杨嗣昌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时的杨嗣昌，已是白发苍苍，疾病缠身，身心俱疲。他在正月八日给崇祯帝的奏折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绝望，形容自己“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并为襄库饷银匮乏而忧愤不已。

随着洛阳、襄阳的相继失守，以及两位藩王的遇害，杨嗣昌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在追赶张献忠的途中，他得知这些消息后，深感无颜面对君主和社稷，从此不再进食，直至行至荆州沙市徐家园时，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所有事务托付给了监军万元吉，并通知家人前来见他最后一面。三月初一日，杨嗣昌在沙市逝世，关于他的死因，有自缢或服毒的传闻，但实际可能是因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大打击所致。

杨嗣昌的去世引起了崇祯帝的深切哀悼，他亲笔撰写祭文，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傅，并表达了对杨嗣昌能力的认可和怀念。尽管皇帝也曾考虑追究杨嗣昌在襄阳失守中的责任，但最终以“议功”之例，免除了对杨嗣昌的追责。面对朝臣对杨嗣昌的攻击，崇祯帝一概不予理会，甚至在宫内训斥那些上疏攻击的臣工，指责他们意图沽名钓誉，并强调杨嗣昌是自己亲自选拔的，即使用兵不效，也应由皇帝自行裁决，显示出对杨嗣昌的保护。

结语

杨嗣昌的故事，如同一部浓缩的历史长卷，记录着明末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在那个英雄辈出、奸雄并起的时代，杨嗣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忠诚与责任的含义。尽管他的名字在历史上褒贬不一，但无疑，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反思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