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霆一行是从苏州府城的西边进城的，胡文霆记得在后世的时候，曾读过明代大才子唐寅（唐伯虎）写过的一首诗，名为《阊门即事》。其诗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诗中所说的阊门就是胡文霆一行刚刚通过的苏州城之西门，当然了，在这里唐寅是用来代指苏州这座城市的。

唐寅笔下的苏州城到底繁华到什么程度呢？ 诗中的“黄金百万”比喻的是有钱人多， 嘉靖时期的一位学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试想一下，苏州的有钱人该多到什么程度。

而“四远方言”指的是苏州城内聚集了天下各方人士（包括海外人士），“翠袖三千”则比喻的是城内美女如云（后来也有苏杭美女甲天下一说），“五更市卖”一句指的是城内各种生意应有尽有，任何时候都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各式需求，这似乎已经和后世高度发达的社会没有多大区别了。

这么繁华一座的苏州城，其百业兴旺繁花似锦的市容市貌，即使请最着名的画师来描摹，恐怕也很难把它画好。唐代李白的诗中有“白发三千丈”这么一句，大家都知道那是采用了夸张的描写手法。但唐寅的诗中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夸张成份在内。

从筑城历史来说，苏州城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了，因为早在春秋时期的吴王就已经建都于此，所以苏州城又称“吴”。到了隋朝官方才开始把它命名为苏州。

到了明朝中叶时期，苏州城就俨然已是江南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当时大明境内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是后世的上海未开埠前，南方不容争议的经济文化中心。

关于苏州在大明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也有颇多相关的记载。 比如《明会典》中，曾记载了在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秋粮实征数为二百七十四万余石，超过了当时大明全国实征数的百分之十以上，比当时 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的总和还多。

当时就有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说明了苏州的赋税之沉重，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苏州工商业之发达，经济实力之雄厚，否则，在这么沉重的赋税压榨之下，苏州百姓早就应该民不聊生，百业凋零了。

在胡文霆来到大明之前，京城的坊间曾流行着两个新词，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为“苏样”，别的新鲜事件，则称为“苏意”。因此，在胡文霆推出了那些新式的服装之后，很多人也就习惯的把它称之为“苏样”了，对此，胡文霆也没有去多做解释。

正因为苏州城里百工聚集，其手工业从业者也随之猛增，还真有点和后世的城市类似。据万历时期的一些不完全统计，作为江南丝织业重镇，苏州城内的纺织工人最多，单机匠就有千户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官方兴办的织染局。

但其中占多数的都是以家庭为一个单位进行相关的工作。苏州城内的人口，也因此分为了三个群体。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纺织业，从事各种日常生活品与奢侈品加工，但这部分人的获利却极其有限，一般仅能达到维持生计的水平。

其次是一些工坊主，这些人大多都是由原先的乡绅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阶层转化而来。

最后就是一些生员或者已经考取功名的人，在这个时代，这部分人是享有一定特权的知识阶层。

而工坊主与生员群体，往往是存在着一定联系的，有钱人家能保证自己子女获得较好的教育，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下一代转而进入仕途，并同时获取更高的政治身份，这也是传统社会中的常规进取之道。

对于曾经在后世最繁华的都市学习、工作、生活过十来年的胡文霆来说，穿行在明代苏州城繁华的街道之中，并没有感到特别的震惊，只是让他觉得有些新奇而已。

因此，他除了走马观花似的观察了一下街道两旁的场景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处在深思之中，他在想着如何才能把苏州城强大的经济实力，从目前被大多数私人掌握的状态变为由大明的国家来掌控。

而胡文霆的一帮随行人员，却是第一次能够无拘无束的欣赏着这些繁华的景象，因为他们以前即使是偶尔随胡文霆进入了京城，但也得随时保持着谨慎，怕一不小心就冲撞到某一位大人物。

而在苏州城内就不同了，即使是城内的最高级别官员应天巡抚，和如今胡文霆的地位相比起来，也是占不了多大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