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为的家人全在外边，要是让省府知道自己投降了的话，那还不得祸及父母妻儿，他可是对红军家属落到保安团手里是怎么个折磨法太清楚了。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张大为都快急得哭出来了，他“咕咚”一声跪下抱住赵骥大腿，“赵队长，我求求你，如果你肯放我回去，我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赵骥厌恶地推开张大为：“那好，我可以放你回去，甚至还能配合你遮掩败绩，但我不能白干，你得拿东西来换”。

不用张大为同意，赵骥就直接给出条件：“你写信给家里，让他们送一批药品进山，主要是磺胺粉、奎宁、阿司匹林、吗啡、医用酒精、纱布绷带之类的，稍后我会给你个清单，如果你一家凑不齐，那就和其他几个小队长商量着一起凑”。

“对了，阵亡军官的尸体我都好好留着的，叫他们家属拿药来换，我额外附赠棺材给他们”。

保安团的军官都是出身富贵家庭，多是宗族里的顶梁柱，赵骥已经提前跟俘虏们打听清楚他们的大概家产，开出的价码比找乡绅要的赎金高得多，他们不倾尽家财就别想走得了。

对敌人，尤其是战场上的敌人，务必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对赵骥个人而言，索要如此苛刻金额的药品，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药是张诗阳提出来要的。

自己都收了别人女孩子那么珍贵的礼物，不回份重礼的话，堂堂游击队长的面子往哪里搁。

虽然肉疼，但命总归要比钱更重要，全体被俘军官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给家里写信要药。

西药在民国时是稀缺品，不容易买得到，一般家庭也根本承受不起用药价格，好在这些军官都不是一般家庭，有钱也有渠道，四拼八凑的都能买得到，很快就前后送进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