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种来自基层的摸索方式，很快就被国内的那些专家高度重视起来，甚至在改革开放进入到第42个年头的时候，强村公司模式被正式写入江浙地区的官方文件中，由此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所谓独行难，众行远。

鉴于村级公司后期运营难度大，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在发现强村公司的积极意义后，立即出文鼓励强村公司采取村村联建，或者入股县乡级联合发展平台；以便整合优势资源，拓宽业务范围。

而事实上，这一做法很快地就收到了效果。

以故事里余杭某个叫做永安村的村子举例，这个村子地处杭州西郊，2017年集体经济收入只有28.5万元（是集体经济板块的收入，而不是指这个村子一年只有这么点收入），成立强村公司后，通过依托杭州强大的旅游客流量，搞短线游+农文旅融合，集体经济一飞冲天，仅仅三年时间，就实现营收超500万元；

吃到了甜头后，永安村又从“一村谋富”，拓展到“报团共富”，与周边村组建了新的强村公司，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成立了90余家不同细分类目的强村公司，并实现营收约1.52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村可以通过这些强村公司创收660万元，最低的村子也有100万以上的新增营收。

可以说，有了主管单位的帮扶和支持后，这种灵活性和弹性巨大的强村公司模式，在极短时间里就爆发出巨大的潜力，让无数在之前被视作毫无价值的沉睡资产得以苏醒，进而在充满想象力的各种创意中变成了金疙瘩……这无疑是证明了集体经济框架那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和活力，很是给国内一些历史否定者和“惟西方经济论”的舶来专家们脸上扇了一耳光。

只不过，虽然强村公司模式在底层逻辑上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但商业毕竟是个残酷的修罗场，要想大范围推广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就必然需要考虑到大量铺开后，这些强村公司即将面临的同质化竞争，如何避免再现历史上的大锅饭惰性，如何激发带头人的内生动力，如何加强风险管控等一系列问题。

好在东大素来是个包容性极强，创造性也极强的国度，因此在肯定了强村模式的积极意义，将其作为振兴集体经济的第一板斧后，很快就探索出了第二板斧……片区组团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在经历了两年的高速发展，江浙地区的各类强村公司数量达到2278家，入股行政村超过1.1万个，总利润也超过21亿元之后，通过大量的数据样本对比和分析，大家发现，单一的乡村景点无法满足多元消费需求，单一的实业产业环节，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扩散效应；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自然也极其有限。

于是乎，在经历过几轮论证后，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开始与市场有机互动，打破地域界限和区域壁垒，进行跨村联动，让散落的景点以“大景区”的形式连片呈现；让分散至各村的一些关联产业环节，开始彼此承接联动，并尝试着通过新增强村公司和股权重组，实现某段产业环节的完整和小范围经济内循环。

这就是所谓的“片区组团模式”，通过人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空间和地域上的桎梏，以一种“近则连片，远则蛙跳”的形式，将彼此需要的细分领域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这种片区组团模式，让许多单体资源并不具备优势、产业形态也并不多的村子受益匪浅，然后一种等价交换的模式搭上了快速奔驰的火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一个叫做“余村”的地方了，联动17个村庄共建的“余村大景区”以及对应的新服务新业态，甚至在那个虚构的时间线里，被当成了乡村振兴的经典案例。（为了避免说水字数，这一块的内容就不展开了，自信查询就成。顺便多说一句，这种模式主要常见在旅游项目中，我们出去旅游时，尤其是在滇南、巴蜀、江西等地区掏钱消费的那些碎片式的旅游线路，就是类似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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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片区组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和宗族文化的内在联系，规避和克服了空间限制，是一种非常具有东大特色的资源协同模式，并且通过运营前置，避免了投入重复浪费，项目一旦建完或者业务重组完，立马就能投入运行，村集体则以资产和产业入股，农民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可谓是一举多得。

当然，在那个架空故事里，随着越来越多的片区组团项目出现，各家强村公司意识到，单打独斗毕竟是能力有限的，只有联合更多的强村公司，只有形成足够大的利益共同体，只有真正联合起来风险共担，才能把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极致，才能通过群体效应赚到更多的钱。

于是乎，而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演化，强村公司也开始出现了层级分化，根据自身实力规模和业务范围，大抵分为村庄、乡镇、县、市这四级；而资金构成，也分为了单村独资、多存合资、还有村级资金入股国有公司/工商企业等各种形式……一句话，只要能起到效果，只要能形成燎原之势，形式可以是五花八门。

但是，一个很客观的现实是，发展集体经济，不可能十个指头一般齐；即便是采用了集群协同发展模式，那些资源更丰沛，产业更发达的强村公司和所在的村子终究是能通过股份配比拿到更多的收益的；

因此，如何让那些资源禀赋不足的村子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样需要再实践中寻找答案。

于是乎……

通过“飞地抱团”来进行资源挪位，变成了江浙地区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三板斧。

所谓“飞地抱团”，简单来说就是以资源禀赋不足的集体经济和乡村位重点，通过行政协调的方式，将村级扶持资金、建设用地指标、以及产业订单等具有较强驱动力的资源集中配置到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采取异地共建项目、人财物要素二次重组分配、联合发展物业经济等方式，增强造血功能。

虽然说这样免不了需要合村并乡，但毕竟能有效促进产业联营空间，而且也能通过置换的方法，去实现资源最大化整合和要素最优化配置。

总之，除了县域之内的飞地，县与县之间，同样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资源贯通……一句话，只要能置换配置出一个优质项目，或者是能拼接出一个相对完善的产业环节来，强村公司和作为扶持方的主管单位可以做出较大程度的让步，在其它方面给予溢价补偿。

事实上，飞地抱团这第三板斧使出来，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毕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资源置换方式这跟七八十年代国企大体系内的互惠互作业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要能做好风险评估和控制，绝对妥妥的双赢。

借用这个故事里举的例子，推行飞地抱团模式后，江浙地区的桐乡市有91个资源禀赋不足的欠发达村与综合条件明显占据优势的包括龙泉村在内的9个村，共同出资建立了一个名叫“桐乡濮院数字时尚新城”的项目，并对人、资、物，进行了二度重组和优化配置……最终这个项目在这总计一百个村的各种人脉资源的帮助和引流下，很快就实现了盈利，并在首次分红时，就实现了每村10~50万不等的分润。

虽然这笔分润数额并不多，但一个百村联合项目，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盈利，本身就是一件极有说服力的事情……而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还是在各村没有充分激活自身潜力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一旦项目正式走上正轨，那将是一件极有想象空间的事情。

总之，这三板斧一摸索出来，算是基本上奠定了江浙地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模式，甚至江浙地区的主管单位也将其作为“山海协作工程”的推荐模式进行大范围推广，用以优化区域经济的布局。

对比来看，这种“由下至上”的，本质上就是通过集体经济带动乡村振兴的强村公司模式，要比岛国那种“由上至下”的以大基建为主要载体的农村振兴计划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好像有些东西不能太展开了说，本章内容有所删减，感兴趣的不妨自己去查资料，强村公司模式明面和暗地里涵盖的内容太广，一时半会是说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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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杨默的第二个故事以后，赵老和高庆峰看向杨默的眼神有些古怪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