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荣禄才得以摆脱之前的处分，重新获得朝廷的信任。然而，此次复出并非立即回到中央要职，而是被外放到地方任职。光绪十七年（1891年），荣禄被任命为西安将军，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职位，但在当时却意味着远离权力核心。

在西安将军任上，荣禄结识了董福祥，这位后来成为义和团运动中重要人物的将领。

四、甲午复起

在光绪二十年的动荡岁月里，甲午战争的烽火点燃了清朝的边疆，国家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场国难之际，恭亲王奕?慧眼识人，推荐荣禄复出，担任步军统领并会办军务。荣禄临危受命，迅速设立了巡防局，亲自督理五城团防，以强化京城的防御力量。同年，他还被召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在国家的外交与内政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战事的持续，荣禄的才能与忠诚得到了朝廷的进一步认可。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他荣升兵部尚书，这一职位无疑是对他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的肯定。次年四月，荣禄又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的殊荣，其政治地位进一步稳固。

然而，荣禄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刚上任不久，他就遭遇了御史胡景桂弹劾袁世凯的事件。袁世凯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其改革军制的举措触动了某些保守势力的利益。荣禄被派往天津核实情况，他通过实地考察，深刻认识到编练新军对于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在调查结束后，荣禄不仅为袁世凯辩护，还高度评价了他的才能与努力，使得袁世凯得以免遭不白之冤。

在光绪二十三年，荣禄又积极参与了上驷院赃案的查核工作，展现了他公正无私的一面。同年十二月，他向朝廷提出了设立武备特科和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的建议，旨在培养更多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将领，以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此外，荣禄还主张广练兵团，以增强国家的防守能力。

五、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是清朝末年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这一年，光绪帝试图推行一系列旨在改革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新政措施，以期挽救日益衰落的清朝统治。然而，这些改革触及了保守势力的利益，最终引发了戊戌政变，导致了改革失败。

荣禄在这场政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荣禄被任命为大学士，随后在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接替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6月22日），荣禄的大学士殿阁定为文渊阁，次日（6月23日）正式担任直隶总督，同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这一系列任命使得荣禄在中央和地方都拥有极大的权力，为他在政变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关于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具体角色，传统观点认为他是通过袁世凯的告密而得知了维新派的计划，并迅速采取行动，促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然而，现代史学研究指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向荣禄告密的关键人物很可能是杨崇伊，而不是袁世凯。杨崇伊当时意图投靠荣禄，以此获取更高的地位。

在政变前夕，荣禄的确回到了京城，并与京城中的满洲权贵如庆王奕匡等人策划了此次行动。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握了大权，维新派的主要成员如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处决，而支持改革的光绪帝则被软禁。

荣禄本人对戊戌政变的看法可以从他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窥见一斑。他认为中国应该致力于增强军事实力和财政状况，从而实现国家的自强。然而，他也意识到改变旧有的制度和习俗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他看来，新政如同给虚弱的身体注射猛药，虽然意图良好，但却可能加剧病情。

六、节制北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荣禄在清廷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政变后不久，荣禄便被授予军机大臣之职，并继续节制北洋各军。同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太后任命荣禄为练兵钦差大臣，赋予他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等所部及北洋各军的权力。这表明荣禄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日（6月27日），荣禄成功组建了武卫军，这支军队成为了清朝后期重要的军事力量。随后，他还组织了武卫先锋军和其他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军事上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荣禄对于光绪帝的废立问题，从最初的犹豫转变为坚定的反对态度。这反映了荣禄在政局变动中的复杂立场。

同年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协办大学士刚毅从广东返回京城，并开始联合其他势力向荣禄施压。刚毅指责荣禄信任的苏元春，并试图通过批评荣禄涉嫌贪腐来削弱其影响力。此外，刚毅还推动了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追责，导致慈禧罢免了廖寿恒的军机大臣职位，取而代之的是赵舒翘。这一系列举动动摇了荣禄所维持的政局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