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荃亲自率军移师至安庆集贤关，准备直接参与对城市的围攻。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则负责抵御来自外部的任何援助尝试。自咸丰八年清军江南大营崩溃以来，镇压太平军的任务几乎完全落在了湘军身上，而曾国藩也被授予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之职，肩负起更大的责任。面对太平军发起的第二次西征所带来的严峻局势，曾国藩一度被困于祁门，处境极为危险；同时，湖北地区的形势也十分紧张，迫使胡林翼考虑撤除对安庆的包围以支援后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荃及其兄长坚决主张坚守阵地，认为安庆之战不仅关乎家族命运，更是决定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

在此期间，曾国荃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与毅力，他不顾一切代价守卫着安庆周围的防御工事。尽管陈玉成领导下的太平军数次试图突破封锁线，甚至导致其精锐部队刘跄琳部全军覆没，但最终未能成功解救安庆。随着时间推移，城内的物资供应逐渐枯竭，给守城者带来了巨大压力。此时，曾国荃抓住机会，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包括挖掘地道并使用炸药攻击城墙，同时还增设新的壕沟来增强防御体系。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据记载，在一次特别惨烈的交锋中，太平军士兵手持稻草试图填平湘军设置的壕沟，但遭到猛烈炮火打击，伤亡惨重。即便如此，他们仍前赴后继地发起进攻，直至弹尽粮绝。到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终于通过爆破手段摧毁了安庆北门部分城墙，从而打开了通往城内的通道。由于长期饥饿和疲惫不堪，城内太平军已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及大约一万六千名士兵全部遇难。

不幸的是，随着安庆落入湘军手中，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破坏与掠夺行为。曾国荃纵容手下士兵肆意烧杀抢掠，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事后统计显示，“男子髫龀以上皆死”，大量妇女被俘虏，整个城市几乎被洗劫一空。尽管如此，安庆的失陷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它不仅削弱了天京的安全屏障，也为日后进一步攻打首都铺平了道路。

因在这场战役中的突出贡献，曾国荃受到了清廷的高度评价，获赐布政使衔、按察使记名等荣誉，并被授予“伟勇巴图鲁”的称号以及头品顶戴。此后不久，他还接连攻克无为州（今安徽无为县）等地，进一步巩固了湘军在该区域的优势地位。

五、直取金陵

同治元年（1862年）初，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按察使，并很快升任江苏布政使。当时，上海方面因受到太平军威胁而请求援助，曾国藩原本计划派遣曾国荃作为援沪主帅，但曾国荃却渴望直接攻取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以获得更大的功勋。他认为如果前往上海可能会受制于他人指挥，不利于自己发挥才能，因此他以“愿任其难”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五月初，在清军尚未按照原定计划行动之前，曾国荃便率领部队迅速推进，接连攻克了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秣陵关等地，并与彭玉麟所率领的湘军水师会合，直逼天京城南的雨花台。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曾国荃的快速推进引起了湘军内部的一些争议，连他的兄长曾国藩也对此表示担忧，多次提醒他要谨慎行事，避免过于冒进。然而，曾国荃坚持认为直接攻击敌人的核心地带是更有效的策略，即使面临风险也是值得尝试的。为了支持弟弟的军事行动，曾国藩一方面调集其他部队协助打援，另一方面还增加了曾国荃手下的兵力，使其军队规模逐渐扩大到五万人左右。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尽管曾国荃被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但他依然留在前线继续围攻天京。同年夏季，湘军成功攻占了九袱洲，切断了天京与下游地区的联系及粮食供应线，使得这座城市陷入了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在此期间，曾国荃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式，试图加速太平天国政权的崩溃。不过，与此同时，他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包括军队中爆发的瘟疫以及严重的粮饷短缺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一系列内部冲突，甚至出现了士兵抢掠的行为。面对这些困境，曾国荃感到非常焦虑，但仍坚持不懈地推动着战事向前发展。

随着局势的发展，太平天国明显处于劣势，天京已成为一座孤城，难以扭转败局。曾国荃极力排斥其他军队介入，先后拒绝了李鸿章部和白齐文领导的“常胜军”的支援，决心独自完成攻城任务。最终，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和五月，曾国荃指挥下的湘军相继占领了钟山上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占据了有利地形。随后，他们在龙脖子山上布置了大量的火炮，日夜不停地轰击城内目标。同时，还在城墙下挖掘地道，准备使用炸药进行爆破。

经过精心准备，六月十六日（7月19日）中午时分，随着一声巨响，太平门附近的城墙被炸开一个二十多丈宽的大缺口，湘军随即冲入城内，标志着天京的陷落。在占领城市后，曾国荃并没有立即控制住局面，反而允许手下士兵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活动，大量财富被私吞，许多重要人物如洪仁达、李秀成等也被俘虏。据记载，这场洗劫持续了数日之久，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尽管曾国荃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一等威毅伯并赏赐双眼花翎，但他并未因此得到朝廷的完全信任和支持。相反，由于他在处理战后事宜上的一些不当行为，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财宝去向的问题，遭到了官绅阶层乃至清廷本身的质疑。此外，他还因为谎报洪秀全之子已死而引发争议，实际上正是由于他的疏忽才让对方得以逃脱。鉴于此，曾国藩出于保护弟弟的目的，建议他暂时退隐养病，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对于被迫离开权力中心的结果，曾国荃内心充满了不满和愤怒，并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给曾国藩带来了不小的尴尬。为了安抚弟弟的心情，曾国藩不仅安排了能言善辩的赵烈文前去劝慰，还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之际亲自撰写十二首七绝诗为其庆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解他的负面情绪。

六、屡退复起

曾国荃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由于其“功高多谤”，即因功勋卓着而招致了许多非议，特别是关于他在天京陷落后处理财宝问题上的争议。因此，他选择以健康为由请求开缺回籍，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结束。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朝廷再次启用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但他推辞未就。到了次年的正月，他又被调任湖北巡抚，并于三月抵达武昌开始履职。

在湖北期间，曾国荃的任务是协助镇压捻军的活动。捻军是由北方农民组成的反清武装力量，与太平天国运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尽管曾国荃组织了所谓的“新湘军”来对付捻军，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多次战斗中败多胜少。特别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春，彭毓橘所率领的部队在蕲水遭遇惨败，导致“新湘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败后，曾国荃再次以身体不适为理由退职，随后几年里鲜有公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