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攸铦深知，要想从根本上预防社会动荡，就必须从源头抓起，即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管理和考核。因此，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向嘉庆皇帝进谏，提出了关于官员考核和选拔制度改革的意见。他认为，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地方官员对于下属的评价标准存在偏差，往往将那些无所作为的官员视为“安祥”，而对那些勤勉尽责、勇于担当的官员则视之为“多事”。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败。为此，蒋攸铦呼吁应当打破常规，选拔真正有能力的人才，并对那些贪污腐败的行为予以严厉惩罚。

紧接着，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蒋攸铦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观点，再次上书皇帝强调了灵活选材的重要性。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拔官员，而非拘泥于形式，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嘉庆皇帝认同了蒋攸铦的观点，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这表明了蒋攸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影响力。

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蒋攸铦同样展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嘉庆二十年（1815年），面对日益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蒋攸铦上书朝廷提出了《查禁鸦片章程》，建议加强对外国船只的检查，防止鸦片流入国内，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嘉庆皇帝对此表示赞同，并指示蒋攸铦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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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英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渗透，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兵船再度侵扰沿海地区，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蒋攸铦果断采取措施，关闭沿海贸易口岸，并禁止民众与外国人合作。

三、治川有方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蒋攸铦调任四川总督，面对四川地区特有的民风和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他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且有效的措施。四川自古以来就是民风彪悍之地，百姓习惯随身携带兵器，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也容易引发械斗等社会治安问题。蒋攸铦意识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将居民编排成组，实行连坐制度，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私人制造和携带武器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还减免了灌县的租税，以支持每年对都江堰的修缮工作，确保这一古老的水利工程能够继续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保障。

在文化教育方面，蒋攸铦同样表现出色。他重修了文翁石室，这是一处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址，通过此举不仅弘扬了传统文化，还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蒋攸铦还致力于开办学校，选拔和培养人才，为四川地区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蒋攸铦组织并率领土司首领前往京城参加祭祀活动，并接受了皇帝的赏赐。这一举动不仅加深了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巩固边疆稳定。同年正值嘉庆皇帝六十寿辰，他宣布免除全国各省之前所欠的税款，而四川由于管理得当，没有欠款记录，因此受到了特别的赞扬。嘉庆帝对蒋攸铦的治理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命令吏部对其予以嘉奖。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随着嘉庆皇帝的逝世，蒋攸铦参加了昌陵的祭拜仪式，并因在四川的卓着政绩被新君清宣宗加封为太子少保，以表彰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