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取得汗位

乾隆十年（1745年），随着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的去世，这一地区陷入了权力真空的状态。噶尔丹策零去世后，他的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继承了汗位，然而他因治理不善，很快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并最终被废黜。这导致了准噶尔内部的一系列权力斗争。

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噶尔部的贵族们选择了噶尔丹策零的庶长子喇嘛达尔札作为新的首领。喇嘛达尔札在位期间，努力维持与清朝的关系，并且积极抵抗来自沙俄的侵略威胁。这段时间里，喇嘛达尔札成为了阻止沙俄进一步南下的重要屏障。

然而，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沙俄尝试通过收买当地领袖的方式来削弱准噶尔的力量，进而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他们试图通过收买辉特部的台吉阿睦尔撒纳以及准噶尔部的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让他们推翻喇嘛达尔札，从而建立一个受沙俄控制的傀儡政权。然而，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选择了逃离，投奔了哈萨克。

喇嘛达尔札得知两人逃跑的消息后，派遣军队去追捕他们。但是，阿睦尔撒纳并没有束手就擒，反而策划了一次反击行动。他唆使达瓦齐秘密集结了一千五百名精锐士兵，并且选择了一条经过达勒奇岭的隐蔽山路，目的是要绕过喇嘛达尔札的防备，直捣黄龙。他们利用内部的背叛者作为内应，并且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最终在伊犁成功杀死了喇嘛达尔札，达瓦齐因此夺取了汗位。

二、反目成仇

在达瓦齐夺取汗位之后，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给予阿睦尔撒纳一定的奖赏，将塔尔巴哈台的牧地赐给了这位功臣。同时，对于清朝，达瓦齐采取了表面上的归附姿态，试图通过这种策略来稳定内外局势。然而，达瓦齐的个人品行和治国方式并不令人满意，他沉迷于享乐之中，忽视政务，甚至比前任喇嘛达尔札更加不得人心，导致准噶尔部内部出现了广泛的不满情绪。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不满现状的人开始寻求改变。其中一位名叫纳默库济尔噶的归降者便趁机发动了一场叛乱，意图取代达瓦齐的位置。然而，这场叛乱在阿睦尔撒纳的帮助下被迅速镇压，阿睦尔撒纳不仅帮助达瓦齐平定了叛乱，还亲手处决了叛乱的领导人。

尽管阿睦尔撒纳表面上忠于达瓦齐，但实际上他一直觊觎着汗位，但由于自己并非准噶尔的直系血统，难以得到贵族们的广泛支持。因此，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通过拥立达瓦齐来积累自己的实力，并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控制区域，为将来夺取汗位做准备。

然而，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因为阿睦尔撒纳的帮助而变得亲密。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朝皇帝乾隆帝派使者到达瓦齐处，提出了一个分配领土的方案，建议由清朝直接管理伊犁以北直到阿尔泰山的大片土地，而达瓦齐仅保留博罗塔拉以南的区域。这样的安排显然触及了达瓦齐的利益底线，他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这标志着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之间的联盟彻底破裂，双方开始互相攻伐。

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达瓦齐亲自率领大军向阿睦尔撒纳发动进攻，沿着额尔齐斯河展开军事行动。面对强大的攻势，阿睦尔撒纳无力抵抗，形势岌岌可危，最终被迫向清朝寻求庇护。

三、众叛亲离

乾隆年间，随着准噶尔内部的混乱加剧，尤其是达瓦齐上台后实行的高压政策，导致了该地区局势日益紧张。由于达瓦齐的统治方式激化了与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天山南北的各民族纷纷选择逃离或者反抗，有的则转向了清朝寻求庇护。

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噶尔宰桑萨喇尔对达瓦齐的统治不满，率领约一千户部众脱离了准噶尔的控制，投奔清朝。这一举动不仅是对达瓦齐统治的否定，也是对清朝强大国力的认可。

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尔伯特部的三位重要领袖——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面对准噶尔部的压迫和排挤，意识到依附于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政权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决定率部众三千七百余户，总计一万五千多人，离开准噶尔，归附清朝。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清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强大吸引力，同时也表明了准噶尔内部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同样是在这一年八月，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和其他宰桑、台吉，包括和硕特部的台吉班珠尔等人，也带着他们的部众前来归顺清朝。这一系列的事件，无疑是对准噶尔统治集团的重大打击，不仅严重削弱了其军事力量和社会基础，也为清朝进一步了解准噶尔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对于乾隆皇帝而言，这些部族的归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它标志着准噶尔部多年来试图维护的统一局面开始崩溃；另一方面，这些归附的部族为清朝提供了一个了解准噶尔内部状况的机会，使得乾隆帝能够更好地制定针对准噶尔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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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叛失败

清朝经过数代的努力，已经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唯有西北边疆地区仍处于准噶尔贵族的控制之下，这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持续的威胁。面对这一挑战，清朝政府一直在积极筹备，力求解决来自西北的隐患，以达到全面统一的目标。

乾隆时期，厄鲁特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的归附为清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通过这些部族的内附，清朝获得了大量关于准噶尔内讧的信息，了解到达瓦齐统治下的准噶尔已经失去了民心，内部矛盾重重，各部落之间互相猜忌，达瓦齐本人更是失去了众多部众的支持。

基于这一情况，乾隆帝决定趁此机会出兵准噶尔，完成统一西北的大业。阿睦尔撒纳向乾隆建议，应当选择春季作为出兵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达瓦齐准备不足，且无法远逃。他还提出，清军可以在额尔齐斯河附近屯田，以保障粮食供应，并建议派遣精锐部队占领有利地形。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亲自起草了讨伐准噶尔的檄文，明确了出兵的理由和目标。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按照既定计划，兵分两路向准噶尔进军。北路由班第担任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从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则由永常担任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从巴里坤向伊犁地区推进。

清军此次行动得到了天山南北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长期以来，准噶尔贵族的统治不仅残暴，而且内斗不断，使得各族人民深受其害。因此，当清军进入准噶尔地区时，许多部落的领袖带领部众前来迎接，有的携带奶酪、羊马等物资支援清军，没有出现任何抵抗的情况。这充分说明了当地人民对于清军到来的态度，他们渴望结束混乱的局面，实现统一和安定。

达瓦齐对于清军的突然行动显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他的部下纷纷倒戈投降，导致了整个局势的迅速崩溃。最终，达瓦齐仅带着少数亲信逃往天山以南，企图寻找避难之所。然而，他在乌什被当地的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抓获，并被送交给了清军。

五、幸运结局

达瓦齐被清军俘虏并押解至北京后，按照清朝的传统，在午门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这是清朝用来展示其权威和胜利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向国内外宣示其统治合法性的手段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中，被俘的敌人通常会被展示给公众，以此彰显朝廷的威严。

然而，对于达瓦齐的命运，乾隆帝展现出了不同于寻常的宽宏大量。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正值乾隆帝为皇子嘉亲王（后来的嘉庆帝）册封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的女儿喜塔拉氏为福晋（正妻），举国欢庆之际，乾隆帝宣布了大赦天下的命令。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乾隆帝决定释放达瓦齐，并且给予了他意想不到的荣耀。

乾隆帝不仅赦免了达瓦齐的罪行，还封他为亲王，并允许他加入满洲旗籍，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加入旗籍意味着达瓦齐将享有与满洲贵族同等的地位，并且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此外，乾隆帝还赐予达瓦齐一块位于京城的土地，供其居住。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乾隆帝“怀柔远人”的治国理念，即通过宽容和恩惠来赢得人心，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