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根据纂修官们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等意见，对原书进行细致的检查和评估，以决定哪些书籍应该被纳入《四库全书》之中。这一阶段的工作要求总纂官们必须具有深厚的学识和判断力，以便准确地区分哪些作品具有保存价值，哪些则可以排除在外。

接下来，纪昀和陆锡熊需要将初步筛选后的书籍列表提交给乾隆帝，由皇帝亲自审阅并做出最终的决定。这一环节凸显了乾隆帝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直接干预。只有得到乾隆帝首肯的书籍才能被正式收录。

最后一步则是对入选书籍的提要进行修订和完善，将它们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整理，最终形成《四库全书总目》。这项工作要求总纂官们不仅要熟悉每一本书的内容，还要能够清晰地概括其要点，以便读者能够快速了解书籍的基本信息。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经过多年的辛勤工作，《四库全书》的第一份副本终于完成。纪昀为此撰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这份文书充分表达了编纂团队的心血和对乾隆帝支持的感激之情。乾隆帝看完这份恭进表后非常满意，决定将其收录在《四库全书》的卷首，作为对编纂团队努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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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纪昀的仕途也不断上升。乾隆帝对纪昀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逐步提升了他的职位。起初，乾隆帝将纪昀提拔为侍读学士，后又将其调任为侍讲学士。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纪昀被进一步提拔为詹事府詹事，随即又被迅速提拔为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

四、晚年

纪昀的晚年不仅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丰收期，也是他致力于培养选拔人才的重要时期。在他担任高级官员的同时，纪昀多次担任会试副考官、殿试读卷官等重要职务，这些职位使他能够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官员的选择和培养。纪昀不仅注重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还积极倡导改革科举制度，他曾上奏请求在乡试中采用《左氏春秋传》为主要参考，同时参照《公羊春秋传》和《谷梁春秋传》，并建议废弃胡安国春秋传。这一提议反映了纪昀希望科举制度能够更好地反映时代需求，并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在晚年，纪昀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帝第五次南巡，纪昀陪同随行，这不仅是对纪昀个人能力的信任，也是对他多年来勤勉工作的认可。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当乾隆帝庆祝自己八十大寿之际，前往热河避暑，纪昀再次陪伴在侧。为了表彰纪昀的贡献，乾隆帝将他晋升为兵部侍郎，并在随后的时间里进一步提拔为礼部尚书，同时还授予他太子太保、国子监监事、协办大学士等头衔。这一系列的荣誉不仅象征着纪昀在朝堂上的地位，也体现了乾隆帝对他的高度评价。

纪昀晚年享受到了许多特殊的待遇，其中之一就是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通常只授予那些最受尊重和信任的官员。这一特权不仅体现了纪昀的地位，也反映了他在朝野内外广受尊敬的事实。

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二月，纪昀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嘉庆帝对纪昀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并追赠他“文达”的谥号，这是对纪昀一生学术成就和道德操守的高度肯定。

结语

纪昀的一生，是智慧与坎坷交织的传奇。他以其非凡的才情和卓越的学术贡献，在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编纂《四库全书》的辉煌成就，还是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造诣，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文化巨匠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尽管他的成就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争议，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