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闻名乡里

史可法出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时，地点位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由于家族对朝廷有功，史可法得以世袭锦衣百户的身份，成为锦衣卫的一员。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一个传说，据说他的母亲在怀孕之前曾梦见过宋代着名的忠臣文天祥进入她的居室，这个故事后来被用来解释史可法一生的忠诚和勇敢。

史可法自幼便以孝顺闻名乡里，他尊师重道，曾师从左光斗学习。左光斗是一位着名的官员，以其刚正不阿而着称，这对史可法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左光斗的影响下，史可法逐渐成长为一个既有学问又有道德修养的人。

崇祯元年（1628年），史可法通过科举考试，成功登第进士。这是他仕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他正式步入了政治舞台。在获得进士身份之后，他被任命为西安府推官。这个职位意味着他需要处理地方上的法律事务，包括审判案件和执行法律等职责。在此期间，史可法以其公正无私的态度赢得了民众的尊敬。

不久之后，他又被调任到户部担任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务。户部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之一，主要负责财政管理和物资调配等工作。在户部任职期间，史可法展现了出色的管理能力和清廉的品质，他在处理复杂的财务问题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这些都为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镇压民变

崇祯八年（1635年），史可法被晋升为右参议，负责镇守池州、太平两地。同年秋天，总理侍郎卢象升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打击农民军，史可法被调任为副使，巡视安庆、池州等地，监督江北的军队。这一年，黄梅地区的农民军进攻了宿松、潜山、太湖等地，史可法率军追击至潜山的天堂寨，对农民军进行围剿。

崇祯九年（1636年），滁州的农民军被祖宽击败后，向河南方向逃窜。十二月，农民军首领马守应联合罗汝才、李万庆等人从郧阳向东进犯，史可法随即转移至太湖，扼守关键通道，防止农民军进一步扩散。

崇祯十年（1637年），史可法被任命为佥都御史，负责巡抚安徽的安庆、庐州、池州、太平以及河南的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北的蕲州、广济、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等地。正月，农民军从安庆石牌突围而出，转移到桐城驻扎。参将潘可大率军击败了农民军，迫使他们逃往庐、凤两地，但在途中再次遭遇庐、凤两地军队的阻截，不得不退回桐城，并在周围地区进行抢掠。史可法与潘可大联手围剿，农民军被迫撤退至庐江，随后史可法与左良玉在枫香驿再次击败农民军。三月，潘可大与副将程龙在攻打宿松的战斗中阵亡，农民军则分出一部分力量组成新的部队，号称“摇天动”，合计约有八营超过二十万人，分别驻扎在桐城附近的练潭、石井、淘冲等地。总兵官牟文绶、刘良佐率军在挂车河击败了这些农民军。

崇祯十一年（1638年）夏天，由于长时间未能平定农民军，史可法受到了朝廷的责罚，被命令戴罪立功。

崇祯十二年（1639年），史可法因岳父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后，他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朱大典总管漕运，并巡抚凤阳、淮安、扬州等地。在此期间，史可法积极整顿漕运系统，弹劾罢免了三个督粮道，并增设漕储道一人，努力疏通南河，显着改善了漕运状况。此外，他还被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机密政务。鉴于军队长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史可法上奏提出了八条改革建议，以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三、拥立福王

崇祯十七年（1644年），当史可法得知李自成的大顺军正在进攻北京时，他迅速率领军队北上勤王。然而，当军队到达浦口时，传来了北京沦陷和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的消息。史可法悲痛欲绝，面向北方痛哭，甚至以头撞击柱子，鲜血直流。

随后，史可法为崇祯帝发丧，并着手讨论新君人选。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提议拥立福王朱由崧，但同时指出了朱由崧的七个缺点：贪财、淫乱、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吏。史可法也认同这些观点。不过，凤阳总督马士英却与阮大铖密谋，坚持认为按照辈分和顺序，福王朱由崧应该是最合适的继承人。马士英写信给史可法，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史可法列举了朱由崧的诸多不足，马士英还是联合了诚意伯刘孔昭、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人，强行将朱由崧护送到仪真，史可法只好接受这一事实。

朱由崧到达南京后，先拜访了孝陵和奉先殿，随后居住在内守备府。大臣们纷纷前来朝见朱由崧，朱由崧想要回避，但被史可法劝说应当接受朝见。朝见后，史可法提出朱由崧应该身穿孝服，居住在郊外，并发兵北征，以彰显其报国复仇的决心。朱由崧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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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大臣们再次讨论朱由崧是否应该监国。张慎言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主，福王应该即位。史可法提出太子生死不明，如果太子出现会如何处理。刘孔昭则坚决支持福王即位，而史可法建议稍后再做决定。最终，朱由崧被确立为监国。

在推选内阁大臣时，史可法、高弘图和姜曰广被一致推荐。刘孔昭想要加入内阁，但被其他大臣以本朝无勋臣入阁的先例所阻。刘孔昭提议让马士英加入内阁，最终，马士英也被推举为内阁大臣。接着，他们讨论填补其他重要职位的候选人，郑三俊、刘宗周、徐石麒被推选为候选。

两天后，史可法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马士英、高弘图一同被启用。史可法继续负责兵部事务，而马士英则继续督军镇守凤阳。为了稳定局势，他们参照北京的旧制，重建了京军制度，将侍卫部队和锦衣卫各军纳入军队进行操练。同时，减少了锦衣卫东西两司房和南北两都的抚司官的数量，以避免过多的告密行为，从而稳定人心。

四、调解诸将

马士英一心想要成为首辅大臣。当他得知朝廷的任命后感到非常不满，于是将史可法之前列出的朱由崧不应该即位的七个理由提交给了朱由崧。随后，马士英带领军队入宫觐见朱由崧，递交了奏章后便离开了。史可法意识到朝中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于是请求统帅军队，外出镇守淮安、扬州两地。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在武英殿即位，宣布次年为弘光元年。史可法入朝辞别，被加封为太子太保，改任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马士英也在同一天入朝值班，讨论将江北地区划分为四个军事镇守区，分别由四位将军统领。具体分配如下：

东平伯刘泽清管辖淮、海等地，驻军泗水，负责管理开、归一带。

总兵官刘良佐统辖凤、寿等地，驻扎在临淮，负责管理陈、杞一带。

靖南伯黄得功统辖滁、和等地，驻军庐州，负责管理光州、固始一带。

史可法动身后，派遣使者寻找已故帝、后的灵柩以及太子、二王的下落，并奉命前往祭告凤、泗二陵。

南明朝廷此时面临着来自清朝和李自成势力的双重压力。史可法及其支持者采取的主要策略是“联虏平寇”，希望通过与清朝合作，先消灭李自成的流寇势力，然后再考虑如何应对清朝。然而，南明朝廷内部却陷入了党争和内讧，东林党人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相继辞职，显示出南明朝廷无法团结一致对抗外敌。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二十八日，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宣称要“联闯平南”。史可法在回复多尔衮的信件中主要为弘光朝廷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但并未提出有效的对策来对付清军。到了九月，清河道总督杨方兴建议多尔衮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江南地区。与此同时，清朝对南明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宣称清朝才是正统，要求南明君臣无条件投降。

史可法离京后，马士英和刘孔昭等人更加肆无忌惮。刘孔昭因为张慎言推举吴甡一事而在朝堂上大吵大闹，并持刀追赶张慎言。史可法得知此事后上疏劝解，最终阻止了福王任命吴甡。史可法完成祭拜二陵后，上书表达了对朱由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时刻不忘先帝和国家的危难。朱由崧给予了史可法口头嘉奖。

史可法失势后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当时，黄得功、刘泽清、高杰都想驻军扬州。高杰率先率军抵达扬州边境，并沿途烧杀抢掠，使得城中居民惶恐不安，纷纷登城守备。高杰对扬州进行了两个月的围攻。刘泽清也在淮河流域大肆掠夺。临淮不接纳刘良佐的军队，结果也遭到了攻击。朱由崧命令史可法前往调解，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都听从了命令。当史可法到达高杰那里时，高杰一向惧怕史可法，得知史可法要来，他连夜挖掘土坑掩埋地面上的尸体。第二天早上，高杰在军营中拜见史可法，面色和言语都显得十分紧张，汗流浃背。史可法真诚地接待了他，并用温和的语气与他的副将交谈，这让高杰感到意外。此后，高杰虽对史可法表示尊重，但也开始轻视他，并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保护自己，对于文牒也必定亲自过目才肯传递。史可法简要汇报了情况给福王，并安排高杰的兵力驻守瓜洲，这让高杰非常满意。等他离去后，扬州得以安定下来，史可法于是在扬州开设府署。

史可法集结了一千多名精锐士兵渡江北上，并计划以此为基础在扬州招募新兵，扩充军队。他还请求南京城支援盔甲、倭刀、盾牌、火炮、锣锅、军费等物资，并提出了具体的装备需求。六月，李自成被清军击败，放弃北京后率兵向西逃跑，各地开始出现杀死李自成任命官员的情况。史可法请求朱由崧颁布监国、登极两个诏书，以安抚山东、河北军队和百姓的情绪。他还设立了礼贤馆，招揽各地有才智的人士，并委任监纪推官应廷吉负责此事。有人献策让官府出租一些街坊地产给商贾，并让商贾筹集钱粮支持军饷，史可法认为这是好建议并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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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史可法外出巡视淮安，检阅了刘泽清的军队。回到扬州后，他向朝廷请求粮饷，作为北伐的费用。然而，马士英吝啬不肯拨款，史可法上疏朱由崧催促马士英。借此机会，他对朱由崧说：“现在人才日益减少，入官途径日益混乱，人们追求名声的心态超过了求实的心态，议论多而成功的少。当前的局势与以往不同，必须专心讨伐乱贼，报复国仇。除了筹兵筹饷，不应有其他议论；除了治兵治饷，没有所谓的人才。如果有只会空谈，谋取高官厚禄的人，必须严惩不贷！”朱由崧仅以诏书回应了史可法。

当时的军阀各自在地盘上私设关税，导致商贾不敢通行，影响了盐务的正常运作，给民生带来了困难。史可法在扬州建立了幕府，尽力平息各军阀之间的纷争，并派遣官员监督军阀的纪律。他还设立了户部，让施凤仪主持扬州盐务，以保证食盐市场的畅通。同时，他还设立了理饷总兵周某，开展米豆贸易以补给军队，并拉拢了一些商贾加入运输贸易，分享利润。

高杰一直请求驻扎在扬州城内，而扬州士绅极力反对。史可法同意了高杰的请求，并安排幕府驻扎在城东官邸，让高杰居住在城西官邸。高杰入城之日，其妻邢氏管理士兵，号令严明，保持了秩序。邢氏本是李自成的妻子，后来与高杰私奔，她美丽而严厉，士兵们都服从她。

黄得功驻扎在仪真县。史可法前往视察黄得功的军队，在营地全面检阅，并赏赐了三军白银一千两。起初，史可法担心高杰蛮横不法，派黄得功驻军仪真以防备高杰。九月，黄得功与高杰发生冲突，高杰处于不利地位。在史可法的调解下，冲突才得以平息。当时，黄蜚从山东登州率军南下淮扬，黄得功率领三百骑兵前往迎接，在邗关外五十里的土桥遭遇高杰的伏击。高杰成功偷袭，俘获了黄得功队伍的战马，而黄得功则逃脱了。高杰还派出一千余士兵夜袭黄得功驻扎的仪征城，但被城内的黄得功部队击退。黄得功和高杰的关系因此恶化，双方准备开战。史可法出面调解，高杰表示虽然损失了一千多士兵，但仍愿意和解。史可法抵达仪征，停舟在吾台庵附近。当时，黄得功的母亲去世，史可法前往祭拜，并调停一番。史可法请高杰归还三百匹战马给黄得功，但高杰只愿意归还一百匹瘦弱的马。当马送到黄得功的营地时，黄得功只接受了其中一半。剩余的五十匹马中，史可法挑选了二十匹并强行要黄得功收下，而其余三十匹马不久后病死了。史可法发出了三千两白银，并要求高杰交出一千两白银作为丧葬礼金给黄得功，最终使双方和解。

北京投降大顺的大臣们此时纷纷南下回朝，史可法上书建议：“原籍在北方的大臣，应该让他们到吏部、兵部听候录用，否则恐怕会使他们南下回朝之心绝灭。”他又说：“北京的祸变，凡属臣子的都有罪。在北方的官吏如果都应当随先帝一道殉国，难道在南京的就不是先帝的大臣吗？像我这样的人，在南京主管枢机，马士英沾了国恩担任凤阳总督，都没有能率领东南的全部优势兵力迅速支援北都。镇守大臣刘泽清、高杰因兵力不能支持，反而向南方逃跑。先应该追究的，是我们这些大臣的罪过。竟然因为圣明的陛下您入继王位，不仅没加诛杀，而且一次次得到恩典。南方的大臣如此，而单单对于在北方的大臣们毫毛不放，一概绳之以法，岂不是闲散小吏，罪责反比南枢、凤督还要重大了吗？我认为应该选择那罪状显着的降官，严加惩治，以示指教。如果大臣未曾接受乱贼的任命，或曾受乱贼刑罚的，可以撇开不加问罪。那些在北方逃避战乱，犹豫多时而后才到朝廷来的，允许他们戴罪入官，讨伐敌人，这些人可以到我领的军队里酌情录用。”朝廷经过讨论，听取了他的意见。

高杰驻扎在扬州，行为很不驯服。史可法对他开诚布公，用君臣大义启发、开导他，最终高杰有所感悟，接受上方的领导。十月，高杰率领军队北伐，史可法到达清江浦，派遣官吏在开封屯田，为经略中原做准备。各镇兵力划分防守地区。从王家营向北到宿迁一带是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史可法亲自负责，并沿着黄河南岸筑起了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