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背景
李自成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即公历9月22日,他的家族世代居住在米脂河西200里的李继迁寨。根据《米脂县志》的记载,米脂地区的李姓分为两支,一支属于太安里二甲,另一支则来自山西永和石楼县。李自成的家庭属于太安里二甲的分支,这一支李姓是在明代之前从甘肃太安里迁徙来的。而李家站这个地方,则是党项拓跋平夏部从甘肃东迁后居住的地区,这表明李自成的祖先可能与这一少数民族有着某种渊源。
据费密所着的《荒书》记载,李自成出生之时,他的父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身穿黄色衣服的人进入了他们的土窑。基于这个梦境,李自成被赋予了小名“黄娃子”(或作“黄来儿”)。这个名字似乎预示着他将来会与众不同,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在民间传说中,这样的梦境往往被视为吉祥的征兆,预示着此人未来将会有所作为。
李自成的本名是鸿基,小字为硙生。他从小便表现出了对武艺的浓厚兴趣,尤其喜欢练习枪术、马术和棍棒。这种性格特点或许也受到了其家庭背景的影响。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掌握一定的武艺对于生存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农民阶层中更是如此。李自成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因此他自幼就不得不面对生活的艰辛,这也促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
二、杀官起义
李自成的起义之路始于一系列个人和社会的困境。明朝天启年间,陕北地区遭受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粮食短缺,但官府的赋税并未减轻。李自成的家庭因此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他年少时曾在寺庙当过小和尚,名为黄来僧,也曾为本地的地主艾姓人家放牧羊群。十几岁时,母亲去世,随后父亲也不幸离世,使得他孤苦无依。
到了二十一岁,李自成在银川驿站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一名驿卒。然而,由于无法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务,他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在穷苦的朋友们的帮助下,李自成杀死了文举人,并与侄儿李过逃亡至甘肃,加入了边军。当时的边军士兵生活十分困苦,军饷不足,军官们还经常贪污和克扣军饷,导致士兵们经常处于饥饿和寒冷之中。
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朱由检对驿站制度进行了改革,精简了许多驿站。李自成因为丢失了一份公文而被裁撤,失业后回到家中,又背上了债务。同年冬天,因无力偿还举人艾诏的欠款,他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下令将李自成戴上枷锁游街示众,并准备将其处死。在亲友的帮助下,李自成才得以逃脱,并在年底杀死了债主艾诏。之后,他又因妻子韩金儿与村人盖虎私通而杀害了妻子。背负两条人命的李自成意识到,如果留在当地,必将面临官府的严惩,于是与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逃往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在甘州,李自成很快被提拔为把总。同年冬天,后金军队大举南下,威胁到京城的安全。为了保卫北京,朝廷紧急调动各地军队前往京城增援。李自成所在的甘肃边军也被派遣前往。在行军途中,经过金县(今甘肃榆中)时,士兵们要求发放军饷,但参将王国却拒绝发放。这种情况下,士兵们的不满情绪迅速升级,最终爆发了兵变,参将王国和当地的县令被杀,李自成也参与了这次兵变。
三、征战四方
李自成的征战历程始于崇祯二年(1629年),他加入了王左挂的农民军,并随着这支队伍辗转于汉中等地。然而,随着后金军队第一次入侵中原,北京陷入紧张局势,大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处死。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左挂被明廷招降,李自成随之转投张存孟(不沾泥)麾下,担任队长职务。
崇祯四年(1631年),张存孟在陕北的战斗中失利并向明朝投降。同年十月,洪承畴被任命为三边总督。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率领残部东渡黄河,于崇祯六年(1633年)投奔了他的舅父高迎祥,成为“闯将”。此时,高迎祥已经自称“闯王”,李自成的到来加强了这支农民军的力量。
同年,曹文诏率领关宁军在山西击败了农民军,迫使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撤退到河南,他们在那里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
然而,崇祯七年(1634年),后金军队再次入侵,曹文诏被调往大同抵抗后金军,被包围的农民军趁机从王朴处突围。同年六月,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带领军队向西进军,与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会合,共同围剿汉南地区的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农民军误入兴安(今陕西省安康市)的车箱峡(今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峡谷地势险要,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狭窄的栈道可供进出,被明军截断出路。
在这样的绝境中,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决定贿赂陈奇瑜的亲信,向明军诈降。陈奇瑜同意释放李自成等人,并派出五十多名安抚官将农民军遣送回乡。然而,一出峡谷,李自成立刻杀了安抚官,重新起义。
小主,
四、愈剿愈盛
崇祯八年(1635年),随着洪承畴被任命为五省总督,开始了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农民军被迫退到河南洛阳一带。这一年,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起义军首领在河南荥阳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史称“荥阳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李自成提出了“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战略方针,旨在分散明军的力量,从而为农民军创造有利的作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