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梃击案的发生，即一名自称张差的男子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事件背后是否涉及宫廷阴谋，一度引发轩然大波。朱翊钧迅速将此事定性为“疯癫奸徒”的个人行为，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这同样暴露了他对于朝政的疏离和对潜在危机的回避态度。

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起，朱翊钧彻底停止接见朝臣，导致内阁出现“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局面，朝政陷入瘫痪。他对于财富的追求也不减当年，亲政后不仅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派遣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加重了民间的负担。

随着时间推移，朱翊钧的怠政行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直言皇帝的政事荒废，指出亲政后的朱翊钧在诸多方面都不如即位初期。而朝臣们对于皇帝的面见机会愈发稀少，甚至有新入内阁的大臣未曾见过皇帝真容，只能通过数太阳影子来消磨时光。

尽管如此，朱翊钧的统治后期并未出现宦官之乱、外戚干政或严嵩式奸臣横行的现象，表明他仍通过某种方式控制着朝局，特别是在面对日军侵扰朝鲜、女真入侵等重大国事时，他仍然有所作为。这反映出即使在长期不上朝的情况下，朱翊钧依然保持着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局掌控力，尽管这种控制方式远非理想，却也避免了王朝的彻底崩溃。

六、擅长书法

明神宗朱翊钧不仅是一位在位时间最长的明朝皇帝，也是历史上着名的书法家之一。自幼年起，他就展示出了对书法的浓厚兴趣和天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家学渊源和辅臣的教育熏陶。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本身就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她的影响无疑为神宗的艺术之路铺垫了基石。而辅臣张居正等人在安排的皇家教育课程中，特别注重书法的训练，使用《大宝箴》作为影格，这不仅锻炼了神宗的书写技巧，也培养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厚情感。

神宗对书法的热爱，体现于他偏好书写大字的习惯。即位之初，他便以“好为大书”着称，经常有内侍环绕左右，请求获得皇帝的御笔墨宝。万历二年（1574年），神宗赠予张居正“宅挨保冲”四字，赐予吕调阳“同心夹辅”四字，以及六卿每人一幅“正己率属”的书法作品。同年闰十二月，他又亲笔书写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大字赠予张居正，这些作品无不显示出他深厚的书法功底和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即便是前代擅长书法的帝王，也难与之媲美。

除了对书法的个人爱好，神宗还积极推动了草书的普及。在万历年间，由于他的倡导，草书入门书籍《草书百韵歌》广为流传，几乎是士子家庭的必备之物。其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版本，即“万历十二年神宗御制序、跋本”，这份版本不仅包含了神宗亲自撰写的序言和跋文，更因其稀缺性和历史价值而备受藏家珍视。

七、结语

朱翊钧的一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历史缩影。他的统治见证了明朝的最后辉煌与不可避免的衰落。从“万历中兴”到怠政带来的国力衰退，朱翊钧的统治史，是历史学家探讨王朝兴衰、个人与国家命运关系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