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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身边聚集了一众党羽，如内阁的焦芳、刘宇，六部尚书中的张彩、曹元等，他们沆瀣一气，共同维护刘瑾的专制统治。刘瑾还擅自更改制度，要求巡抚必须进京领受敕令，实则借机索贿。边防将领的升迁与否，完全取决于是否向刘瑾行贿，甚至有违法者因贿赂而逃脱惩罚，甚至获得晋升。他指使党羽在各地丈量土地，严苛剥削，激起了边防军的反抗。此外，刘瑾还滥用职权，调整科举名额，以恩宠亲信、打击政敌，完全不顾国家选才的原则。

在刘瑾的统治下，国家法律成了他手中随意揉捏的工具，刑部尚书刘瞡因未主动迎合其意，竟遭到辱骂和威胁，被迫弹劾无辜官员以自保。更有官员因惧怕刘瑾，不惜自杀或谄媚取悦。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社会公正荡然无存，法治精神遭到践踏，整个国家机器几乎成了刘瑾个人意志的延伸。

七、纳贿自肥

刘瑾的贪欲之大，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他利用自身的权势，对入京朝见或出使的官员索贿无度。这种风气之恶劣，以至于给事中周钥在无钱贿赂刘瑾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足见当时官场风气之扭曲。然而，即便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刘瑾的贪欲仍未得到收敛，直至其党羽张彩提出警告，指出这种索贿行为实际上是在为刘瑾积累怨恨与潜在的祸患，因为官员们大多需要借贷来满足刘瑾的要求，最终只能挪用公款偿还。这一番话似乎暂时唤醒了刘瑾的理智，他开始采取一些表面措施来缓和局势。

紧接着，刘瑾利用御史欧阳云等人遵循旧习进献贿赂的机会，突然转变态度，将他们一一揭发并治罪，表面上看似惩治贪腐，实则是借机清除异己，巩固自身地位。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刘瑾派遣给事中、御史十四人分赴各地巡查，借机敛财，同时也打击那些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官员。这些被派遣的官员为了取悦刘瑾，无不在地方上大肆搜刮，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如弹劾尚书顾佐、侣钟、韩文等多位正直官员，导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刘瑾的贪婪不仅限于金银财宝，他还通过编造罪名，假借圣旨抄没了原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景、尚书秦绂等人家产，手段之狠辣，牵连之广泛，令人发指。有时，一人获罪，竟株连其邻居乃至对岸居民，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大兴文字狱，使得修纂《孝宗实录》的翰林官员也未能幸免，尽管按照惯例应予以升迁，但因刘瑾的个人恩怨，十六名参与纂修的翰林被调往南京六部，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流放与惩罚。

八、凌迟处死

正德五年（1510年），明朝的政局迎来了一场剧烈的震动。这一年，安化王朱寘鐇因不满刘瑾专权，发动了叛乱。明武宗朱厚照闻讯，派遣都察院右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的太监张永前往平叛。杨一清，一位富有智慧与胆略的官员，与张永同行，心中早已盘算着除去朝中大患刘瑾的计划。在平定叛乱后，杨一清利用张永与刘瑾的矛盾，巧妙地与张永结盟，共谋刘瑾之策。

张永，虽然也是八虎之一，但他与刘瑾的争斗已久，对于刘瑾的专横跋扈也心生不满。在杨一清的劝说下，张永决定利用献俘之机，向武宗揭露刘瑾的种种恶行。在一次朝会上，张永不仅详细列出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其中包括图谋不轨、贪污受贿、私藏兵器等严重罪行，还展示了从叛乱中缴获的证据，让武宗震惊不已。武宗初闻此事，半信半疑，但在张永和杨一清的力证之下，终于下达了逮捕刘瑾的命令。

审讯过程中，刘瑾虽试图狡辩，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此时，朝中重臣李东阳也站了出来，力劝武宗下决心，认为刘瑾之罪不容轻饶。武宗在 重 臣 的劝说下，终于动了杀心。次日，武宗亲自主持抄家行动，结果令人瞠目结舌：从刘瑾府邸中搜出的金银财宝数以百万计，更有伪造的玉玺、禁用的玉带等违禁物品，甚至在刘瑾常用的扇子中，还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这些发现无疑坐实了刘瑾的谋反之罪。

武宗见到这些证据后，愤怒至极，彻底相信了刘瑾的不轨之心，于是果断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凌迟，乃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足见武宗对刘瑾的痛恨程度。随着刘瑾的倒台，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也被尽数废除，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结语

刘瑾的故事，是对明朝乃至整个封建时代权力滥用与腐败现象的深刻反映。他从一个低微的太监，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巅峰，却又因为自己的贪婪与妄想，最终落得个身死名裂的下场。刘瑾的兴衰，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对后世的警示：权力若不受制约，必将导致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