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政策上，王黼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包括扩大盐铁专卖范围、提高商税税率、增设各种杂税等。然而，这些政策在短期内虽增加了政府收入，却严重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尤其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频繁的赋税征收、苛刻的征敛手段导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打击，社会底层怨声载道。

奢侈荒淫，民怨沸腾

王黼在位期间，其生活作风极度奢华，贪图享乐，广置田宅，蓄养歌妓，耗费巨资修建豪宅园林，甚至以珍珠装饰马厩，其生活排场之豪奢，令人咋舌。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不仅与其宰辅身份形成鲜明对比，更与当时社会普遍的贫困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极大地损害了其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更为严重的是，王黼在政策推行上无视民生疾苦，为了满足朝廷开支需求，不惜大肆加重百姓赋税负担。他主导的各类工程项目，如宫殿修缮、园林建设等，耗资巨大，劳役繁重，使无数家庭陷入困苦。此外，他还纵容手下官员巧立名目，滥征杂税，使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在政治生态方面，王黼深谙权谋之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与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被后世称为“六贼”。他们相互勾结，垄断朝政，打压忠良，使得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官场风气极度败坏。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治理效能，加速了北宋政权的衰败进程。

四、国难临头与仓惶逃亡

金兵南侵，弃城而逃

1126年，北方的金国大军以雷霆之势南下，直指北宋心脏——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面对金人的铁骑逼近，作为宰相的王黼本应承担起领导抗敌、稳定人心的重任，然而，他非但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担当与决断，反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未经朝廷诏令，私自携带妻儿逃离京城，置国家与百姓的安危于不顾。这一行为充分暴露了王黼自私自保、贪生怕死的本质，其临阵脱逃的行径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宰相失望至极，其声望瞬间跌至谷底。

贬谪身死，罪有应得

金兵攻破汴京后不久，宋徽宗退位，宋钦宗即位，新君上台后的首要任务便是清理朝纲，整肃吏治。王黼因其在金兵入侵时的失职与背叛行为，成为钦宗严惩的对象。钦宗下诏将其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这一职务远低于其曾任的宰相之位，象征着对其权力的彻底剥夺。不仅如此，朝廷还对王黼进行了抄家，没收其非法所得，以示对其贪腐行为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