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元佑更化”并非全然无争议。一方面，它确实缓解了因新法激进推行而导致的社会紧张关系，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稳定了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保守派对新法的彻底否定也被批评为过于激进，未能妥善吸取新法中合理的改革元素，可能导致国家在面对深层次问题时缺乏有效应对。此外，高氏的垂帘听政虽然在当时得到了广泛支持，但也引发了关于君权与后权界限的讨论，对宋代乃至后世的皇权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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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赵煦亲政与“绍圣新政”

元佑八年（1093年），随着太皇太后高氏的逝世，赵煦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垂帘听政时期，正式步入亲政舞台。这位已年满十八岁的年轻君主，展现出强烈的自主意志与政治抱负，他决定通过改元“绍圣”，向天下宣告自己将彻底摆脱高氏保守路线的影响，致力于继承并发扬其父宋神宗的改革理念。

赵煦亲政伊始，即以雷霆之势展开了一系列人事与政策调整。他果断罢免了以范纯仁、吕大防为代表的旧党宰相，这些人曾是“元佑更化”中的核心人物，主张恢复旧制，反对熙宁新法。此举意味着赵煦决意彻底扭转高氏时代的政治风向，重新启用支持新法的官员。章惇、曾布等新党成员受到重用，他们曾在元丰年间积极参与并推动新法实施，如今再度回到权力中心，预示着新法将在赵煦统治下得以复活。

新党重新掌权后，迅速着手恢复并完善那些在“元佑更化”中被废止或削弱的新法措施。其中，免役法、青苗法、市易法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法被逐步恢复并强化执行。免役法旨在通过货币化手段替代传统的劳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青苗法则是为了平抑粮价波动，保障农业生产，同时通过贷款方式增加政府财源；市易法则通过政府参与市场交易，调控物价，打击投机商贾，保护中小商人利益。这些新法的再兴，标志着赵煦政府决心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宋朝长期存在的财政困局、社会矛盾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力图实现国势的重振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赵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如整顿吏治，严惩贪腐，以确保新法的有效实施；同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中央集权，以克服地方官员阳奉阴违、阻挠新法落地的现象。此外，赵煦还注重舆论引导，鼓励和支持新法的理论论证与宣传，以争取更多社会阶层的理解与支持。

四、军事成就：平夏城之战与河湟之役

在军事领域，宋哲宗赵煦展现出了与其政治改革同等的决心与魄力。他摒弃了元佑年间消极防御、以土地换和平的保守战略，转而采取积极主动的军事政策，以应对北方强敌西夏的持续侵扰。赵煦深知西北边防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一方面选拔能臣干将，一方面亲自指挥策划，先后发动了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平夏城之战。

在这两次战役中，赵煦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与指挥艺术。他精心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指挥宋军将士英勇奋战，成功挫败了西夏的侵犯。这两场胜利不仅打破了西夏长期以来对宋朝西北边境的军事压力，迫使西夏王庭低头臣服，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提振了宋军士气，巩固了宋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了宋朝在国际间的威望。平夏城之战的胜利，标志着宋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较量中取得重大突破，为后续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赵煦并未满足于对西夏的军事胜利，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边疆地带。他重启了河湟之役，目标直指被吐蕃占据的河湟地区。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极为关键。赵煦深知收复河湟对于加强丝绸之路控制、促进商贸发展以及维护边疆稳定的重大意义，因此，他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精兵强将，对吐蕃展开了坚决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