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是曹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阮籍的82首《咏怀诗》、嵇康的《幽愤诗》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在理论着作方面，有曹丕的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典论》。遗憾的是，只有《典论·论文》一篇存世。

经学

黄初五年（224年），曹魏文帝正式重开太学。

正始二年（241年）新立石经28块，因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所书，故也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内容包括《尚书》《春秋》及《左传》等。东汉时创立的灵台、辟雍、明堂等礼制建筑，其后也均为曹魏所沿用。

机械

曹魏的科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机械学方面，以马钧的创造最为突出。

马钧改造的织绫机，可以提高效率四五倍；他创制的龙骨水车，可以连续不断提水；他创造的指南车，不管车向何方行驶，车上的木人总是指向南方。他还创制了水转百戏、轮转发石机等。有人给魏明帝贡献百戏木偶，设计虽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动作。魏明帝令马钧设法改造。马钧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车轮的东西，平放在地上，然后引水使轮转动，轮既动，上面的木偶也一齐动作，它们或击鼓吹萧，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掷剑，或缘绳倒立，形象栩栩如生，变化多端，使观者大享眼福。马钧认为诸葛亮制作的连弩“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他可以增加连弩功效五倍。另外，马钧还拟制一种威力极大的攻城器具——发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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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在地理方面，裴秀创制了《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须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自此以后，直至明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前，中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可见其成就和影响是至深且巨了。其次，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裴秀看到汉朝保存下来的一些地图既没有比例的表示，也没有方位的确定，连有名的山脉河流都不备载；一些地图虽有粗略的轮廓形状，但不够精确，难以依据；甚至有的地图更绘得奇形怪状，远离实际。为此，裴秀仔细钻研古代地理资料，比较了往古和当时的山脉河流、池塘沼泽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还查考了古代城市乡村聚落和水陆交通的变迁，运用其制图六体的科学方法，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数学

在数学方面，刘徽完成《九章算术注》，是中国数学史上宝贵的文献，即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主要贡献如下：

极限观念与割圆术。

关于体积计算的刘徽定理。

创立十进小数记法。

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九章算术》中有一章专讲线性方程组问题。

总结和发展了重差术我国古代，将用“表”（标杆）或“矩”（刻划以留标记）进行两次测望的测量方法称做“重差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