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振奋的是，这位战士的恢复速度远超预期。六周后，他已经能拄拐行走。

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民间郎中前来献方。有的献上治疗烧伤的“冰玉膏”，有的献上治疗痢疾的“止泻散”，有的献上治疗疟疾的“截疟汤”...

研究所应接不暇。林闻溪决定建立一套科学的验方收集与验证体系：

首先，对献方者进行访谈，了解方剂的来源、使用历史和适应证； 其次，组织老中医讨论，从理论角度分析方剂的合理性； 然后，进行实验室研究，分析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 最后，开展临床观察，收集疗效证据。

在这个过程中，不乏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有位老者献上“长生不老方”，声称是仙人传授。经过分析，发现不过是些普通补益药材。还有位妇人献上“求子秘方”，实则毫无科学依据。

但更多的是一些珍贵的经验瑰宝。一位采药人献上的“蛇伤急救方”，在实验中显示出明显的抗蛇毒效果；一位老妪献上的“小儿疳积方”，治愈了许多营养不良的患儿。

最令人称奇的是位藏族喇嘛献上的“高山病方”，由红景天、冬虫夏草等高原特有药材组成。当时正值八路军进军西藏，这个方子解决了大问题。

然而，科学验证的道路并不平坦。有位郎中献上的“治痨方”号称能治愈肺结核，但在临床观察中效果不佳，反而延误了一些患者的治疗。

这件事引起了争议。一些人开始质疑民间验方的价值，认为很多不过是 placebo effect（安慰剂效应）。

林闻溪在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民间验方中既有珍珠也有鱼目，我们的任务就是用科学方法去伪存真。”

他提出了“三验三证”原则：验来源、验理论、验实效；证成分、证机制、证安全。

在此基础上，研究所编写了《边区验方集要》，收录了经过科学验证的百余个有效方剂，每个方子都注明适应证、用法用量、有效率和注意事项。

这本书很快成为边区医务人员的必备参考。更令人欣喜的是，周副主席特地批示：“此乃中医药科学化之重要成果，应大力推广。”

1942年冬，边区爆发大规模流感。西医药物短缺，中医药成为主力。林闻溪团队从民间收集了十几个治感冒的方子，经过筛选验证，最终确定了一个以麻黄、桂枝、杏仁、甘草为主的方剂，命名为“抗感合剂”。

小主，

大规模应用结果显示，“抗感合剂”不仅疗效显着，而且成本低廉，适合边区条件。《解放日报》特地报道了这一成果，称其为“中医药科学化的成功范例”。

然而，林闻溪没有满足于此。他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民间验方在实验室条件下效果不明显，但在临床应用中却效果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