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之儒学弟子，若从孔丘之六经，相距者愈远，所得者愈虚。

因其道之所在，过往于礼乐，当时在霸业，往后于律法。兴衰更替之理，不可一慨而论之，不可以一而惟之。

欲学六经者，当不在重于六经本身，其所尤为贵者，乃仲尼择六经之法。

以六经之法，无论处何时何地，择其近圣而仰之，在周则文王、武王、太公、周公，其功不可以不盛，其德不可以不昭，诸如管仲、展禽、李聃，虽贤能圣德，亦不可取也。非不敬之、尊之、学之，群贤之学可以采之，生民之言可以纳之，惟至上之德不可二也。

知古今之更替，明家国之往来，博而慧之，广而达之。

择文道之要，礼仪之重，学而精之，立言立行，此修身之为重也。

立于当时，明过往之事理，察天下之明暗，然后可以为。

然自三皇以降，华夏文明历经五千余载，与今时愈近，六经之法则愈加艰难。

盖需明悟之事理何其繁多也，需修习之技艺何其繁重也。

虽有仲尼之才，超凡脱俗，亦不能全善也。

人之精力有穷也，天下之事理似无穷也，此至圣之道，在修身。

自仲尼之后，修六经者不计其数，然，得而圣之者，未可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