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已经有人给我打招呼，说书中提到的重要人物如今都健在，如果我的这本书写出来之后，也许他们会对我的描写产生一些看法，到时就有可能给我惹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索科夫说道：“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不写，等到时机成熟时再继续写。”

“是谁，是谁给你打的招呼，将军同志。”维尔纳听索科夫这么说，不满地反问道：“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假如能出版，肯定又能成为一本经典。”

索科夫苦笑一声，然后慢吞吞地说道：“是最高统帅本人。”

维克多听后，整个人都惊呆了：“什么，是最高统帅本人让你暂时不要写这本书？”

“没错，的确是这样。”

索科夫记得很清楚，围困是在1975年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时出版的，1978年，该书荣获苏联最高文艺奖“列宁奖金”。

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各界的赞许，并迅速成为畅销书，是有其独特的背景。60年代有关领导大力号召文艺作品写“爱国主义题材”。军界负责人亲自出场宣传动员，并在1964年组织了苏军负责人与文艺界人士的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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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总政主任叶皮谢夫指出：艺术创作“应当特别注意反映战斗功勋，武装力量战斗史”，“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题材是如此迫切和重要，它应当在书籍和歌曲中，在电影和绘画上，得到更鲜明的、令人信服的和更有成效的反映。”

1970年，科涅夫元帅、崔可夫元帅等多名高级指挥员，在《消息报》上联名发表呼吁书，明确要求文艺作品写卫国战争。在这之后，苏联作协、影协等协会召开了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创作“军事爱国主义”题材作品的问题；有关方面和俄罗斯联邦作协，联合召开“军事爱国主义文学会议”，作协响应科涅夫等人的呼吁，召开各加盟共和国、莫斯科、列宁格勒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主席会议，进行动员组织。他们设置军事文学作品奖金和奖章；组织作家访问中亚、远东等边防地区；访问驻东欧各国的苏军部队；大量出版宣传“军事爱国主义”的文集和歌曲集。正是在这样的大力宣传和组织下，出现了一大批军事题材的作品。

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大批战争小说，都力图从各个方面来再现卫国战争的历史画面，越写篇幅越长、人物越多、场面也越大，评论界给了这类作品一个新的名称：“全景文学”。这是继50年代后半期出现在苏联文坛上的以写“战壕真实”为标帜的“新浪潮”之后，又一个战争文学“新浪潮”。而长篇小说《围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成，并成为六七十年代“全景文学”的代表作。

虽说《围困》一书，在七十年代末期成为经典，并获得最高文艺奖“列宁奖金”，但在如今的1945年却没法出版发行，因为书中涉及到的史达林、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和朱可夫等人，还没有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评论，如果书中贸然出现对他们的描写，恐怕会引发很多隐藏的矛盾，并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可惜，真是可惜。”搞清楚谁禁止索科夫继续写下去时候，维尔纳惋惜地说：“这真是一本好书，如果不能写，真是可惜了。”

“没办法，既然上面不准写，那我就暂时不写了。”索科夫大度地说道：“这书我就先放在这里，万一哪天上面同意我继续写的时候，我再把后面的章节写出来。”

“索科夫将军，我们先说好了。”得知索科夫并没有放弃，只是打算等时机成熟时再继续写这本书，维尔纳又重新变得开心起来：“一旦你继续写这本书，记得通知我，我要成为你的第一个读者。”

“没问题，没问题。”对维尔纳的这个请求，索科夫自然答应得非常爽快：“只要我重新动笔时，我一定会通知你的。”

“对了，将军同志，有件事我差点忘记了。”维尔纳说着站起身，来到门口的衣帽架前，从挂在上面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本书，然后走回来对索科夫说：“是谢柯罗让我过来给你送样书的。”

“样书，什么样书？”索科夫先是一愣，随即想到了一种可能，连忙问道：“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样书？”

“是的，将军同志，的确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样书。你看看，对这样的排版和设计是否满意。”

索科夫接过维尔纳手里的书，开始仔细浏览封面。

封面上的图案是采用素描的手法画的，封面的右侧一个端着莫辛纳甘步枪的女兵侧翼，身后是一片茂密的白桦林，左侧的空白处用黑体大字写着书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下方用小字写着作者的全名，以及出版社的名称。